編者按

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認真落實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精神，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報社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圍繞文化傳承發展這一主題，持續策劃開展系列宣講。本場講壇來到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講述以岳麓書院為代表的中國書院歷史演進脈絡和鮮明文化特質。

朱漢民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院院長、岳麓學者杰出教授，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湖南大學學報》（社科版）編委會主任，出版著作20多種，發表論文300多篇，主編大型學術叢書、文庫、全集多種。

古典與現代岳麓書院的雙重典范意義

□　朱漢民

岳麓書院是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歷經宋、元、明、清延續辦學，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在中國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古典書院的典范。進入現代，岳麓書院成功轉型為湖南大學，在繼承千年教育傳統的基礎上，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體系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成為現代書院的典范，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發展的縮影。

岳麓書院作為古典書院的典范性

延續辦學的典范性。岳麓書院不僅經歷了中國書院發展的完整歷史過程，而且在每一歷史時期均是書院的杰出代表。岳麓書院萌芽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成為一所教學設備完備、管理制度嚴謹的高等學府，被譽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南宋時期岳麓書院發展為理學重鎮，著名理學家朱熹、張栻在此苦心經營，使其建設發展到鼎盛階段。元明清以后，岳麓書院繼續辦學，一代代大儒在此發展教育和學術，使得書院教育越來越興旺發達。

教育理念的典范性。南宋時期張栻主教岳麓書院時，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中申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明確了岳麓書院的教育理念，成為宋元明清歷代學人的教育傳統、學術傳統。這一理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傳道”。張栻強調的“傳道”目標，其實就是弘揚“師道”精神。二是“濟民”，張栻提倡“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這一個“實”包括踐履之實、經世之實。張栻要求岳麓書院的學生學習“生民之大本”的有用學問，希望他們“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故，岳麓書院在宋代就形成了一種經世務實的傳統，張栻奠定的教育理念，也成為宋元明清歷代學人的教育傳統、學術傳統。岳麓書院將明體與達用、德性與時務、圣賢與豪杰統一起來，形成穩定的學風。傳道濟民的教育理念，不僅是岳麓書院的精神內核，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理想的典范和代表。

學術創新的典范性。唐宋變革之后，中國學術經歷了宋代理學、明代心學、明清之際實學、清乾嘉考據學、晚清新學的變革和交替。岳麓書院作為學術大師云集之地，一直處于中國學術變革的前沿。張栻、朱熹傾盡心血推動岳麓書院學術創新，使岳麓書院成為承載“道南正脈”的理學重鎮。南宋后期真德秀、魏了翁繼續推動岳麓書院的學術發展。明代心學思潮大盛，王守仁及其學術傳人張元忭、季本、王喬齡、羅洪先、鄒元標等，均在此研究和傳播心學，推動岳麓書院的學術更替和發展。明清之際，實學思潮興起，山長吳道行和東林學派高世泰都是重要學者，并培養出倡導實學精神的王船山。清代以后經學大盛，清代著名經學家王文清、羅典、王先謙、皮錫瑞等先后在此研究和傳授經學。

人才培養的典范性。岳麓書院由大師掌教并延續辦學，培養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元明清各個歷史時期，岳麓書院的辦學成就和影響均進一步擴大，成為湖湘地區杰出人才的搖籃。特別是清代岳麓書院及其后來的學制變革時期，這里涌現出眾多的人才群體，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楹聯“惟楚有材，于斯為盛”，是岳麓書院千百年來人才輩出的真實寫照。

規制的典范性。規制不僅是書院建筑的規范制度，更是書院文化教育功能的體現。北宋咸平年間，潭州太守李允則重修岳麓書院，奠定了講學、藏書、祭祀三個組成部分的基本規制，從此以后此基本格局延續千年不變。岳麓書院的三大規制不僅形成早、發展快，還創造性發展出許多新的特色制度。譬如會講，書院史上的第一次會講就是張栻和朱熹的岳麓書院會講，不僅開啟了書院會講制度，也推動了理學發展。

作為古典高等學府的典范性。岳麓書院創辦于北宋開寶九年，由于辦學卓有成效，北宋真宗皇帝趙恒召見書院山長周式，并親題“岳麓書院”匾額，于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遂成北宋“天下四大書院”之一。而后北宋湖南“潭州三學”最終確立岳麓書院的高等學府地位。1733年，清雍正皇帝明令各省城創立“省城書院”，岳麓書院又被列為代表湖南最高學府的“省城書院”。

岳麓書院作為現代書院的典范意義

轉型為現代大學的典范性。岳麓書院是古代的高等學府，晚清改為湖南高等學堂，民國之后又改制為湖南大學，完成了從古典書院到近代學堂、現代大學的轉型。作為文化遺產的岳麓書院也恢復其教育功能，從國務院學位辦申請獲得現代大學學科歷史學、哲學的博士、碩士、學士學位授予權，設立歷史學、哲學博士后流動站，成為當代中國高等教育高層次人才培養機構。

規制延續的典范性。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岳麓書院一邊開展文物修復工作，一邊恢復其文化教育功能，原來的書院規制在現代岳麓書院文化教育功能中得以延續——岳麓書院講學、藏書和祭祀三位一體的基本規制在現代教育中仍然發揮其功能；古代明倫堂仍然是今天岳麓書院講課的教室，每天有岳麓書院師生在此認真學習；古代御書樓仍然是現代岳麓書院的文獻資料室，學人們仍然在其中閱讀經典和文獻；古代文廟、祠堂莊嚴肅穆，師生仍然開展致敬至圣先師與先賢的禮儀。古典岳麓書院形成的規制和傳統，在現代大學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學術研究的典范性。古典岳麓書院是湖湘學派的學術基地，有自己悠久的學術傳統?，F代岳麓書院以儒學、經學、理學、湘學、書院為研究方向，其實也是對岳麓書院傳統學術領域的連續性研究。岳麓書院學術研究不僅繼承自己的學術傳統，同時又將其納入現代學術視域，將這些研究領域發展為現代學術形態。

文化傳播的典范性。岳麓書院是現代公共學術文化平臺，面向大眾開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例如開辟國學方面的電視講座、網絡講座和傳播評獎等。

岳麓書院雙重典范意義的對接

岳麓書院之所以具有上述雙重典范性，是因遵循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原則，兼顧了“繼承”和“發展”兩個方面。

晚清新政以后，古典書院開始了重大學制變革，整個中國高等教育開始經歷“古典書院—近代學堂—現代大學”的歷史轉型，岳麓書院便是如此。古典岳麓書院為現代中國留下了有形文化遺產和無形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為后來的湖南大學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教育資源。正是由于現代湖南大學與古典岳麓書院有明確的繼承關系，因此，岳麓書院恢復教育功能以后，開始有意識地傳承自身的優秀教育傳統。譬如，張栻提出的“傳道濟民”仍然是現代岳麓書院的教育理念；古典岳麓書院的學業兼生活導師制度被現代岳麓書院沿用發展，古典岳麓書院各種活潑的會講制度、對話問答式教學仍然存在；現代岳麓書院的學生仍然在背誦并遵循古代的《岳麓書院學規》；等等。

傳承岳麓書院教育傳統不是為了復古，而是為了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現代性轉化與發展。岳麓書院這所古老學府多次面臨歷史的重大轉型，故而必須對自身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作出重大變革，以適應社會發展、時代變遷的趨勢。從民國初年籌備到正式建校，湖南大學的學科一步步建設發展，包括文、理、工、商、法、農等多門類、多學科，其空間范圍與師生規模也在不斷拓展，成為湖南省最重要的高等學府之一。從宋代“天下四大書院”之一，到今天的“雙一流”建設大學，是這所千年學府隨著時代變化而產生的重大發展。

現代岳麓書院教育功能的恢復，是建立在現代高等教育體制及學科建設基礎之上的，其恢復辦學一直是與現代學科建設緊密結合的?，F代岳麓書院學術功能的恢復，也是建立在現代學術制度、現代知識體系的基礎上，其諸多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中國現代學術寶庫。

岳麓書院成功轉型為現代大學，是一個偉大而艱巨的文化工程。近言之，岳麓書院是一座連通古今教育的橋梁，對現代教育改革和發展有啟發、借鑒和推動作用；邇言之，不失為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歷史傳承與創新發展的中國式現代大學范本。

（光明網記者金凌冰整理）

鄧洪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中國書院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研究領域以書院文化為主，在國內外刊物發表論文200余篇，出版著作30余部。

中國書院的發展歷程及其生機密碼

□　鄧洪波

書院是讀書人圍繞“書”開展各種活動，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傳播的文化教育組織。書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為中國教育、學術、文化、出版、藏書等事業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國民思維習慣、倫常觀念的養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由唐宋迄今，其千余年的發展歷程并非僵化保守、一成不變的，而是緊隨時代主題的變換，不斷地進行自我調適、自我改造，力求在適應新環境的基礎上改變環境，并形成新的時代特色。

中國書院的歷史進程

書院產生于唐代初年，最初是士人讀書治學之所，隨后將服務范圍從個人擴展至眾人，擔負起向社會傳播文化知識的責任。后來，官府于唐代中期因襲“聚藏群書”“校理經籍”的秘書省之責，推出了麗正、集賢書院作為全新的官方學術機構，是為書院有別于民間起源的第二個源頭。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唐五代只能算作起始階段，而書院已然帶著官民兩種傳統發育成長起來，具有了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初期形態。這個時期書院的功能也呈現出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始終處于變化發展之中。

宋代是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空前發達的時期。彼時書院總數達720所，是唐五代書院總和的10倍以上。宋初，統治者無心亦無力于文教發展，有責任感的士人自覺擔起培養人才、發展教育的職責，書院漸漸興盛于民間。與此同時，北宋政府也采取了因勢利導的文教政策，大力支持漸興的書院，書院辦學條件得到實質性改善。北宋中后期，宋初興起的幾十所書院，在興辦官學的運動中多被廢棄或改為州縣學。此時書院雖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但得益于以士人為主體的民間力量支持，獲得了比前期更快的發展。南宋時期書院總數達442所。以江西為中心，周邊的浙江、福建、湖南諸省，形成了一個占書院總數74.43%、勢力強大的書院密集區。這一階段最大特點是在學術大師的指導下，書院作為一種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確立，標志著我國教育事業進入官學、書院、私學三足鼎立的時代，書院發展進入制度化確立階段。

元代雖為蒙古貴族統治時期，但他們對書院相當重視，多方扶持倡導。元代書院發展最重要的特點是填補遼金代留下的空白，呈現向北推廣之勢。太極書院是蒙元第一所書院，成為理學在北方傳播的大本營，書院的學生散布于北方大地，最終實現了理學的北移。此外，這一時期書院出現官學化趨勢。政府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如嚴格報批手續，以申報制度控制書院的創建與興辦；委派山長，并將其納入學官體制，一體銓選考核升轉；撥置學田，設官管理錢糧，控制書院的經濟命脈；書院生徒享有與各級官學學生同樣的權利、出路；各級官府直接創辦書院等。官學化擴增了書院的數量，保護了書院財產，維持了正常的教育秩序，為書院發展樹起了一道有力的屏障。與此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弊端，如為教者敷衍塞責，為學者追求功名利祿，學術氛圍淡薄，教學內容僵化等。

書院發展史上，明代承前啟后，以近2000所的書院數量，遠超此前歷代總和，成為書院發展史上最具活力的時期。明代中后期，書院生機盎然，充滿自信地走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成為官紳士民甚至百姓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向平民成為其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城鎮官府書院向平民百姓開放，山林布衣、鄉村長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侶都可以進院聽講，甚至登堂講說。與此同時，本來就處鄉村的家族、村社書院也開始了職能的轉變，服務對象不再局限于子弟，而擴至族人鄉黨，院中之事業不僅僅是讀書識字，習禮成俗、講學化民也成了日課常功。

普及和流變是清代書院的最大特點。由于官民兩種力量共同努力，書院進入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創建興復書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鄉。雍正年間開始，官方強力介入書院建設，各級官辦書院成為全國各地大小不等的學術教育中心。民間則致力于鄉村、家族書院的建設，承擔基礎教育任務。道光以降，面對隨大炮戰艦沖入國門的西方文化，書院努力應對，在經過內容和形式的改造后，將西學、新學引入其中，形成了新式書院，是積極的變革。另一方面，科舉的誘惑力太大，書院不分官辦、民辦，大多陷入其中而難以自拔，這是消極的流變，它影響并最終斷送了書院的改革。

民國前期，現代書院陸續涌現，其創辦宗旨多為補新式教育之不足。而在抗戰烽火中，新儒家更賦予書院救民族于危亡的時代使命。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自20世紀80年代始，伴隨中國經濟的發展，作為在歷史上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一大批以復興國學為己任的現代書院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截至2011年底，修復重建書院674所、新建書院591所，網絡書院百余所，合計1360余所。時至今日，保守估計，新老書院的總數應在3000所以上，已經遠遠超過明代。

中國書院的生機密碼

書院何以跨越古今，歷經千年的歷史風霜，還能呈現出蓬勃生機呢？

第一，書院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書院教育是中國傳統士人為了滿足自身日益增長的文化教育需求，整合傳統的官學、私學以及佛道教育制度的長處之后，創造并日漸完善的一種文教制度，支撐著中國古代社會的教育文化事業。近代，當中國面對西方、走向世界時，它又以開放之勢接納西方學校制度與先進的科技知識，成為連接古代與近現代教育的橋梁，承擔起貫通中國教育血脈的重任。

第二，創設不同類型的書院，滿足讀書人不同的文化教育需求。書院有各種類型，按照功能來分，有作為讀書之處、著書之地、藏書之所、明道講學之區的書院；有作為士友會講之所、課士之區、士人市肆、應試者公寓、祭祀先賢之地的書院；最主要的還是從事教育事業的書院。按照教學內容來分，有武書院、正音書院、進行外國語言文學教育的書院、開設醫學教育并有門診業務的書院，最主要的還是從事儒家文化知識教學的書院。按照程度來分，有高中低的等級不同。按照建設者來分，有民間的家族書院、鄉村書院、教會書院，官方的縣、州、廳、府、道、省各級地方書院，皇族書院。按照院中學生來分，有少數民族書院、僑民書院、華僑書院，有童生肄業的書院、生員書院、生童共處的書院、舉人的書院。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第三，創設不同等級的書院，構建完整的文教體系。整體而言，書院中最底層的是私立的家族書院和民辦的鄉村書院，中間層是縣立書院，高層則是州、府、道、省各級書院。底層書院數量大、分布廣，起著普及文化知識和將儒家學術思想社會化，從而形成民間價值信仰的作用，它扎根鄉村社會，是其他較高層書院的起點，構成中國古代書院等級之塔的底座。中間層縣級書院一身二任，承擔傳播文化知識和將儒家理念政治化，從而以朝廷意志影響民間價值信仰的任務，是古代書院等級之塔的塔身。高層的各級書院一方面分擔指導學術理念的政治化的官方責任，另一方面也兼有研究學術、更新創造儒家精神、養育學派之責，可以視作高居于古代書院之塔頂端的寶頂部分。歷朝歷代那些學術大師主持或創建的書院，無論是官立還是民辦，皆當視作寶頂部分。中國古代書院的等級之塔，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書院文化教育體系。

第四，調動官民兩種力量。官辦書院擁有官府的強大力量，可以獲取合法甚至正統的社會身份從而發展壯大；民辦書院可以贏得民間廣大士紳留意斯文的熱情與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綿長、持久而深厚，眾志成城，可以化解古代官力式微或消失所帶來的困境?？傊俎k書院和民辦書院的長期并存，使書院可以長期保持某種官學與私學成分共存的結構態勢，形成一種似官學而非官學，似私學而非私學的整體生存特色，這是一種新的雜交優勢基因，可以與傳統的官學和私學完全區別開來，成長為獨立于官學與私學之外的全新的文化教育體制。

第五，強調書院與學術的一體化，形成學術創新機制。宋元以來，中國學術的發展差不多成為書院的內部事務：社會各主流學派一般都以書院為基地，以學規、學約、會規為約束，以修身、治學為宗旨，借藏書刻書、著書立說而積累，借慎思、審問、會講、論辯而創造，借講學、授受而傳播，在書院中形成、發展和壯大，并且和書院一起揚名于當世，影響于后代。因此，可以說，書院是古代中國學術的策源地、播種機，一部書院史，可以視作一部主流學派與書院相謀相合、隱顯同時、盛衰與共的發展史。學術、學派的契入使書院制度、教育流派可以上溯到淵源所自，而書院的加盟則使學術文化、思想流派可以下導于脈絡所向，此則正是書院與學術、學派一體化的魅力所在。

第六，書院是東方文明的資源寶庫，它為當代學術建設提供豐富經驗，學術創新、文化傳承、社會擔當這三點尤其值得重視。在書院重興的當下，我們呼喚書院精神的回歸，要特別強調兩點：一是文化的自覺、自信與擔當。我們要有“傳斯道以濟斯民”的襟懷，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己任。二是保持開放之勢的同時，善待傳統，既吐故納新，又溫故知新。我們應堅持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堅持傳統與現代并重，與時俱進，由古開新。如此，始能傳承書院積累、研究、創新與傳播文化的永續活力，更加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光明網記者金凌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