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富貴

▲信念

使命感，不僅關乎個人的成長與發(fā)展，更關乎整個民族的凝聚力與責任感的核心。

歷史的長河奔涌不息，信仰與情懷如同河床底部的金砂，在時光的沖刷下愈發(fā)璀璨。屈原在《離騷》中“長太息而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的悲憫，至今仍在華夏大地上回蕩；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依然燭照千古。這些穿越時空的精神坐標，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譜系，為我們這個物質(zhì)豐盈而精神焦慮的時代，提供了找回使命的密鑰。

信仰絕非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而是扎根于現(xiàn)實土壤的精神巨木。它賦予我們行為的終極依據(jù)，使我們在紛繁復雜的世界中找到方向。信仰不僅是對某種思想或宗教的信奉，更是對生命意義的深刻理解。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生命叩問，岳飛“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壯懷激烈，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凜然正氣，皆為信仰力量的生動詮釋。這種對生命意義的終極追問，構成了中華文明最深沉的精神底色，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然而，當下信仰危機悄然蔓延。根據(jù)中國社會科學院2022年《社會心態(tài)調(diào)查報告》，18－35歲青年群體中堅定人生信仰者僅占43.7%。這種精神世界的“荒漠化”現(xiàn)象在商業(yè)領域尤為明顯，“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圭臬使組織生態(tài)異化為冰冷的數(shù)據(jù)矩陣。反觀那些“燒不死的鳥是鳳凰”的奮斗者文化，莫不印證:真正的信仰必經(jīng)“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孤獨求索，方能達到“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澄明之境。

情懷則是文明基因的隱性表達，如春雨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的從容，《赤壁賦》“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哲思，這種將個人命運融入歷史長河的情懷，構成了中華文人的精神范式，承載著對百姓的關懷與對國家的責任感。但在全球化浪潮下，文化認同出現(xiàn)新的挑戰(zhàn)。教育部2023年《青少年國家認同調(diào)查報告》顯示，15％的受訪者對“是否愿意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持模糊態(tài)度。部分年輕人將“世界公民”理念絕對化，陷入“文化無根”的困境。王陽明曾感嘆：“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當盲目追逐他者文明的光環(huán)時，可曾記得腳下這片土地孕育的智慧寶藏？錢學森放棄美國優(yōu)渥條件毅然歸國，南仁東二十二年扎根貴州鑄“中國天眼”，這些當代典范詮釋著“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的赤子深情。

大義如日月之經(jīng)天，小義似江河之行地。大義是指追求公平、正義、道義的高尚情操與行為準則，超越個體利益，追求集體福祉。包拯“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的操守，海瑞“不取民一錢”的風骨，鑄就了傳統(tǒng)社會的大義標桿。而小義則是日常人際交往中的信義與責任，是私人關系或小群體內(nèi)的情義與擔當。關羽“義薄云天”，季布“一諾千金”，緬伯高“千里送鵝毛”，都在丈量著小義的溫度。

在個體主義興起的當下，部分官員忘卻大義，被私利蒙蔽雙眼，走向貪腐墮落；一些年輕人在職場中只關注個人發(fā)展，忽略小義，導致人際關系冷漠疏離。“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利己哲學被極端化，社會的溫暖逐漸消散。但張桂梅扎根滇西創(chuàng)辦女高，黃文秀放棄城市生活投身扶貧，他們用行動證明：使命踐行既需“大義”的星辰指引，更賴“小義”的細流滋養(yǎng)。朱熹曾言：“義者，天理之節(jié)文，人事之儀則也。”此非獨對官員的誡勉，實為每個公民的召喚。

信仰與情懷交織，大義與小義相融，共同構成了使命的光輝。使命感是人類超越生物本能、構建文明的核心精神力量，使我們在有限的生命中錨定無限的意義，將外部要求轉(zhuǎn)化為內(nèi)在動力。回望歷史，許多重大突破都是由使命感驅(qū)動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政者忌憚清官，因其堅守信仰，不為私利所動，而常被擠對打壓，迫使當時政府培養(yǎng)出來的精英們都跑到了對立的陣營里去。地方官員把信仰當做發(fā)財?shù)墓ぞ撸耖g則涌現(xiàn)了一批殺富濟貧、抱不平的俠義之士。為了公平、正義，他們前赴后繼，拋頭顱、灑熱血；為了不當亡國奴，他們寧可餓死在逃亡路上；為了家族的榮譽、傳承武德，他們練功而舍身。這些英雄們用生命詮釋：使命感的本質(zhì)，是將“我應該做”升華為“我必須做”的生命自覺。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吶喊，梁啟超“少年強則國強”的期許，皆在訴說個體與民族的血脈相連。

重構使命感需要三重覺醒：首先完成“小我”到“大我”的認知躍遷，深悟“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深刻內(nèi)涵；其二實現(xiàn)從“被動”到“主動”的行為轉(zhuǎn)變，踐行“絕知此事要躬行”的實干哲學；最后達成從“功利”到“超功”的價值升華，臻于“只留清氣滿乾坤”的精神境界。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找回那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使命感。當情懷與大義沖突時，我們要在堅守核心價值與靈活變通中尋找平衡；面對大義與小義，我們需審慎權衡個人與集體的利益；在不同信仰的碰撞中，我們要在踐行大義的過程中尋找共鳴。古人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讓我們以“長風破浪會有時”的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堅韌，在信仰與情懷的共振中，沖破黑夜的桎梏，迎接使命的曙光。恰如《周易》所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歷史與未來的交匯處，使命就是我們最崇高的精神契約。